【茶道呢喃】唐茶的况味

茶道呢喃·序

茶之道在中国由来已久，始于药而盛于饮。茶圣陆羽的一卷《茶经》将茶从药汤、菜粥里捞了出来放入了千家万户的杯玩碗中，成就了茶这一中华国饮。自此，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河之中，始终飘散着一抹悠然的茶色。

提及茶与漫长中国文化的交融，最著名的当属“茶禅一味”四字。时光跳转宋代，著名的圆悟克勤禅师将这四字赠与了坐下参学的日本弟子，而弟子遂将真迹带回日本，现藏于日本奈良著名的大德寺内，是为镇寺之宝。而这四字之内所藏的禅机思辨，不仅仅让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，得道高僧为之倾倒，也感染了整个汉文化圈，使得茶成为了中华文化最为显著的符号。

浦记茶业不仅仅专注于普洱茶的制作，用心做好每一饼茶，也将用心推广在中国历史漫长时光内的所积淀下的茶文化，将茶与历史与诸君娓娓道来。《华严经》有云：佛土生五色茎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一口浦记好茶之中，仔细品味也自有万千世界。

正文·唐茶的况味

茶道之学，昉自唐人陆羽。羽字鸿渐，一名疾，复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门）人。据《新唐书》本传的记载，陆羽三岁时被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。幼年时曾长期寄身寺庙，后因不欲学佛而逃离寺院，至于伶班。至德三年，陆羽游历至浙江湖州，与侍僧皎然交往。上元初年，羽隐居湖州苕溪，闭门读书。中国茶道的拓荒之作——《茶经》，便是在这一时期写成。

　　中国制茶、饮茶的历史虽极为悠久，但其真正的起源，却难以索骥。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，至迟在西汉时期，饮茶之风在湖南的贵族间已相当流行。饮用方式，则较为粗率，唐人皮日休曾云：“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，必浑以烹之，与夫瀹蔬而啜饮者无异也。”将新鲜的茶叶置于锅中，与沸水同煮而饮，吴地之人称为“茗粥”，实则与喝蔬菜汤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直到《茶经》的出现，中国乃至世界的茶饮之途才算真正开启。其书凡三卷十章，七千馀字，举凡茶叶之源、茶饮之具、茶之沿革等等，皆在一书之内而得备足。陆羽无愧茶圣之名，《茶经》实堪茶道之始。

　　自唐代而饮茶之风盛，自唐代而茶饮之事专。《茶经》的出现与其时饮茶风气的流行有着深厚的渊源，尤其与佛教的传播、佛事的兴盛等关系密切。唐人封演的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“饮茶”条曾云：“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渐成风俗。”可见有唐一代，佛教的兴盛是推动社会饮茶风气流行的重要力量。不仅如此，封氏又说：“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。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、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。”饮茶本流行于南方，唐代随着佛教的传播，渐渐传播到北方的广大地区。由禅林而至市井，由江南而至北方，茶饮由此深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，并被赋以道德意义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李唐一朝，实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关。

　　唐人饮茶，与今多有不同。以茶叶而论，唐茶之最上者，莫非产自剑南道的蒙顶茶，唐时被奉为贡茶，稀有难得。他如顾渚紫笋、神泉小团等，亦皆一时之珍品。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列举天下名茶，提出蒙顶茶冠绝天下，所谓:“风俗贵茶，茶之名品益众。剑南有蒙顶石花，或小方，或散芽，号为第一。湖州有顾渚之紫笋，东川有神泉小团、昌明兽目……”韦处厚有一首诗，题为《茶岭》:“顾渚吴商绝，蒙山蜀信稀。千丛因此始，含露紫英肥。”认为顾渚茶与蒙顶山都是稀有难得的好茶，甚至连茶商也难以觅得。张文规作《湖州贡焙新茶》，其中有“凤辇寻春半醉回，仙娥进水御帘开。牡丹花笑金钿动，传奏吴兴紫笋来。”直言唐代宫廷对顾渚紫笋的赏爱。时至今日，再提到所谓高档茶，今人往往会举出西湖龙井、太平猴魁、冻顶乌龙、凤凰单枞等，殆不复知蒙顶山茶、顾渚紫笋、方山露芽等唐时甘露。故欲知茶者，不能不通古今之变。

　　唐代以前的饮茶方式多为煮饮，“必浑以烹之，与夫瀹蔬而啜饮者无异也。”唐代饮茶方式的转变，实归功于陆羽。他在煮饮的基础上加以改进，推陈出新，发展为煎茶法。其程序大致为：炙茶、热捣、研末、煮水、煎茶、酌茶等。简单来说，是将茶饼经过灸、碾、罗等工序，筛成细微粒的茶末，再根据水的沸腾程度，在第一沸的时候根据水的多少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，并将尝过剩下的水倒掉。第二沸的时候，舀出一瓢水，用竹筴在沸腾的水中绕圈搅动，再用“则”量取适量的茶末对着沸水的中心投下。待水面波浪翻滚时，是为“三沸”，这时将原先舀出的一瓢水倒回锅内，使开水停止沸腾。此时，茶便已煮好，再将茶汤均匀地舀入三个或者是五个茶盏中，便可饮用。唐人饮茶，重视审美感觉的整体性与统一性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。除了讲究茶叶外，唐人对于饮茶所需要的器具也相当重视，绝不等闲视之。陆羽的《茶经》对此有详细的载记。据其所言，越州青瓷为最上，鼎州次，婺州次，岳州次，寿州、洪州又其次。越地产青瓷，而唐代茶汤多呈红色或暗红色，选用当今流行的白瓷等并不适合。如果将唐茶置于越州的青瓷碗中，茶汤便如“千峰翠色”般可人，颇具“雨过天青”的风姿。唐人饮茶，亦重视择水。陆羽说：“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即重视选用活水。除了饮茶本身所需要的诸般要素外，唐人还重视对整个品饮过程的全面观照。按照《茶经》的要求，饮茶时要“以绢素或四幅、或六幅分布写之，陈诸座隅，则茶之源、之具、之造、之器、之煮、之饮、之事、之出、之略，目击而存，于是《茶经》之始终备焉。”如此，整个品饮过程便实现了味觉、嗅觉、视觉、听觉等的和谐统一，臻于化境。

“檐前新叶覆残花，席上余杯对早茶。”唐代是诗的国度，也是茶的国度。唐人写诗，在流连于山水田园，究心于大漠边关的同时，对茶的吟颂同样用力甚勤。茶为唐人提供了新鲜的诗料，既拓展了唐诗的内涵，又提升了唐诗的境界，而诗歌也丰富了茶的文化内涵，使之形成了由“艺”向“道”的升华。两者的有机融合，为后世茶文化的传承树立了优良的典范。举凡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等人，不仅是唐代第一流的诗人，更是醉心于茶饮、深谙于茶道的茶客，他们都有咏茶诗歌流传，一时蔚为大观，体现出茶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流行。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，饮茶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，它已经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度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韦应物在《喜园中茶生》中写到：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。此物信灵味，本自出山原。聊因理郡余，率尔植荒园。喜随众草长，得与幽人言。”使得饮茶具备浓厚的人文情怀。有唐一代，诗与茶、茶与诗的交融，不仅为茶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审美价值取向，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空灵隽永的一章。茶香诗韵，浑然一体；一叶一纸，相得益彰

正文作者系浦记茶业特邀作者，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曹阳博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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